湘雅医院血液病学教授  李学渊

    我是1942年在贵阳进入湘雅医学院的，1948年毕业。这段时间，张老正是我们的院长，也正是湘雅遭遇重大变迁，几遭毁灭的日子，张老坚持正确选择，不畏艰难，历尽千辛万苦，坚持学校西迁以避日本鬼子的侵略，从长沙迁至贵阳，又由贵阳逃至重庆，抗日战争胜利后才搬回长沙。就是这样才保持湘雅医学院的存在，保证了湘雅医学院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

    1937年11月24日长沙首遭日机轰炸，张老和校友们决定西迁，不幸遭到了美国雅礼会的强烈反对，认为美国国旗挂在湘雅医院的屋顶上可以保证医院的安全，但张老等坚持西迁，历尽千辛万苦使湘雅医学院西迁贵阳，保住了湘雅医学院的存在。

    1942年我们进入湘雅医学院时，条件十分简陋，男生们住的是茅屋，一遇大风大雨，屋顶就被掀开，床铺尽显，晚上自习时是各人自提一盏小油灯，学解剖时，晚上就在解剖室自习，在一盏小油灯下，一边摆着解剖的尸体，一边摆着参考书，环境真是阴森森的。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听到高班同学的传言，我们的院长张孝骞教授，学识渊博，读的书藉和文献多，一种观点在哪篇文献哪一页上都记得清清楚楚。张老在临床上要求很严格，在内科大查房时，听下级医师汇报时很专心，记忆力很强，对内科各方面的学识都很深入，有时在讨论中连教授们都要挨批评。这些传言又使我们感到欣慰，我们虽然身处艰苦的条件，但也要努力学习，以期成为像张院长那样的医师，正是这种言传身教，鼓舞我们克服困难，努力学习。

    我们经历了由贵阳逃至重庆又由重庆返回长沙的过程，往事历历在目，至今记忆犹新。1944年11月日本鬼子的先头部队打到贵州独山，消息传至贵阳弄得人心惶惶，学生们于12月8日（院庆日）苍皇出逃，那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学生们经济紧张，大部分都是拖着板车，步行上路，个别学生帮一个养牛场的老板牵着牛向西逃，以换取微薄的报酬，真是苦不堪言。以后学生陆续到达重庆，住在一个救济所里，直到1945年3月才开始在重庆杨公桥和高滩岩分别开始上课。杨公桥的校址是一座废弃的大仓库，中间一隔，里面住的是学生，外面摆的是用大汽油桶装的解剖用的尸体。高滩岩是我们高年级学生校址，住的是一栋茅屋，下雨时要用2—3个容器接水。每人每日只有一盆水，包括洗脸，洗澡一切用途，就是在这样环境下，我们在“湘雅”精神的鼓舞下，仍然完成了我们的学业。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四年级学生和老师们于1945年10月19日分乘五辆木炭车，历经十二天才回到长沙，回来一看，那时的湘雅医院只剩下三层楼，四楼已为炮火所毁。我们也就借住在雅礼中学，在湘雅医院三楼楼梯转弯处摆下桌椅上课。

    我们所以叙述这段苦难日子，主要是说明我们的好院长张孝骞教授是如何讴心沥血，克服重重困难，保住了湘雅医学院，保卫了湘雅精神——我们的校训：公勇勤慎  诚爱谦廉  求真求确  必邃必专。

    张老主持下的湘雅医学院，对学生的要求非常严格，我们班上一年级时有50余人，因为是用英语教学，二年级时就只剩下一半了，到六年级毕业只剩下40来人，其中从一年级读到六年级只有12人，淘汰了近3/4。

    张老对后辈的关心爱护也是不遗余力的。我经历的就有2次，一次是1950年，我刚做完第一年住院医师，张老托他老弟带来一信，问我是否愿意去北京协和医院工作，我当然想去可是后来因种种原因没有前去。另一次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曾随同一些同事去他老家拜望，当我向张老谈及我们正在编写人民卫生出版社委托编写的《内科治疗学》时，张老极力鼓励我们把这本书编好，使我们深感张老的支持。当我们于1987年再去北京协和医院看望张老时，张老已因病进入了昏迷，一代医学界的伟人就将仙逝我们无限感叹。

    我1942年进入“湘雅”，1948年毕业后留校工作，退休后仍在知名专家门诊看病，算来已有65年。我毕生深受湘雅精神的陶冶，深受张老的教诲，受益良多。张老有句名言“生命的泉，即使伴和着血和泪也要在国土上流淌”，这是何等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我们“湘雅”的校训是“公勇勤慎，诚爱谦廉，求真求确，必邃必专”，1982年张老在给李时珍塑像题词时写道“精研医学，勤学先贤，为民服务，又红又专”。张老1984年给“湘雅”七十周年校庆时写道“乐育英才，为人民健康和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我认为这些就是湘雅精神的高度概括，这就是张老对我们后辈的谆谆教导和深切的期望。

    党的十七大号召我们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国家输送创新型人才，为祖国作出较大的贡献，让我们共同努力，为祖国的医疗卫生和医学教育事业做出一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