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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树焱，湖南省人民医院耳鼻喉科教授，94岁高龄，系湘雅医学院第17班毕业校友。开始在校学习的时间为1935年秋，读二、三年级时因家庭问题两度留级，故延至1943年毕业。1942年起在贵阳的中央医院先后实习内科、外科。1943年改在贵阳省人民医院实习耳鼻喉科。不到一月，张院长亲调他回学院总务科工作。1944年下半年，他在总务科工作的同时，应聘为学院的外科学助教。他亲历了湘雅医学院抗战时期的三次搬迁。在学院由贵阳迁往重庆时，他受命押运西迁物资。当汽车在镇远一大山顶抛锚时，为求援送信，他站在车门外急驶30余里到镇远，带来车辆将抛锚车的物资转运到镇远。1984年，他在院庆70周年的《湘雅春秋》上发表《湘雅医学院抗战三迁记》专文。2006年12月5日至2007年4月，受湘雅医学院的派遣，彭隆祥、刘鸿跃、黄珊琦等专程采访了刘老。刘老谈话的要点全文如下。
为什么要讲湘雅医学院的抗战办学史？
湘雅抗战搬迁的事是个大题目，总之，抗战时期湘雅医学院的搬迁不是件坏事，而且是件大好事。特别是搬迁过程是做得最好的事。因为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湘雅的教学质量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声誉也扩大了。写这段历史，可以不直接讲张孝骞院长，可以大写特写湘雅抗战8年的事，这些事做得很好，可以说是第一流的。但这些成绩与功劳要归功于张院长。
张孝骞院长为什么能来湘雅？
张孝骞是湘雅医学院1921年的首届毕业生。毕业后，他先在母校工作，后去协和效力。他之所以能回湘雅，这里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日本侵略中国后，先是我国东北三省的相继沦陷，后来，“七七泸沟桥事变”前夕，北京也岌岌可危。在这种情况下，一心不想在沦陷区任人宰割的张孝骞，痛下决心，舍弃了自己手头正在进行的科研项目，要到后方用自己的医学技术为中华民族效力。据称，当时的协和，也考虑到因为战事吃紧，为所有愿意到后方谋生的工作人员发了两年的工资作为遣散费，但战事平息后，仍得回协和履行聘约，继续工作。这样，张孝骞离开协和成了事实，再回湘雅成了可能。张孝骞在未定自己到后方的具体工作岗位以前，自北京取道山西回湖南长沙省亲。当时，张的父母仍健在。张孝骞回长沙后，适逢母校湘雅医学院的教务主任杨济时教授坚决辞职，要去红十字会医院，到战场一线做伤员救护，原拟接任教务主任一职的雅礼会成员顾仁坚决不干，于是湘雅招贤纳士，有机会造成张孝骞回湘雅任教务主任，主理教学方面的行政业务事情。
为什么张孝骞能任湘雅医学院的院长呢？
张孝骞回湘雅后，当时任学院院长的是王子玕。这时，时任江西省主席兼南昌行营主任的熊式辉认为蒋介石在江西剿共有功，要在江西办一所学校纪念他，江西原只有医专，没有医学院。要办的医学院起名为国立江西中正医学院。在为该院定院长人选时，熊要蒋亲自定，并向蒋推荐了协和的林可胜与在湘雅医学院任院长的王子玕。蒋说，你们定就行了。林可胜虽是协和的人，但他生在英国，不会讲中国话。挂了我名字的的学校弄个外国籍的人任校长，还要位中文翻译，对外接待不恰当。于是他们花大本钱，要王子玕到江西中正医学院任院长。这实际上是蒋介石定的人。而王子玕当时在湘雅医学院院长职务的任上，要他去江西，湘雅医学院必须有新的院长人选，这时的湘雅可以说是群龙无首啊。于是，湘雅院校董事会联席会议公推时任教务主任的张孝骞任代理院长。其实，当时的张愿做副院长，愿为湘雅做业务上的事，不愿当院长，建议所有事情由校董事会决定，于是，弄出了一个代理院长的名称，这是1937年6月的事。
学校为什么会迁贵阳？
湘雅未迁校前，战争气氛笼罩在校园上空，最终影响湘雅是否迁校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面对日军的侵略，湘雅师生爱国热情逐渐高涨，使宁静的校园受到了冲击。1937年9月，在学校收容了战区借读生28人前后，杨济时教授组织了湘雅医学院战时服务团，先是在长沙市的若干中学和路过长沙的云南抗日军队中进行医疗急救教育，到长沙广播电台广播战伤急救知识，因此，大家每天议论的焦点是如何组织战时服务团，如何把救死扶伤的知识宣传到女校中去，如何组织支援前线的战地救护。后是杨济时教授因为往湖北浠水前线作了一次战地救护，加上1937年12月徐特立应邀来湘雅礼堂作了一次抗日救国的专题演讲，学生们的抗日激情更加高涨。受此影响，湘雅学生中先后弃学抗日的有：四年级的何武坦（后改名向进），三年级的李震勋、谭壮，六年级的李振湘等同学。这些活动对一心问学的湘雅学生和宁静的校园环境带来了冲击。二是日军多次轰炸长沙城，使湘雅的教学活动经常受到干扰，师生的生命面临战火的威胁。有时，师生一天要跑好几次空袭警报，至少一两次。更麻烦的是长沙的空袭警报不及时，有时是先被炸，后鸣警，有时是警报刚响，轰炸就到。如长沙城第一次遭日机轰炸就是被炸后才听到警报响。当时我是湘雅大二的学生，正在学组织胚胎学，一天我们正在显微镜下看标本时，日军炸弹落在长沙小吴门的火车站，虽然声音不大，但从我们上课的教学楼（后称福庆楼）南窗望去，可见被炸后腾起的浓烟，实习台也有震感，镜子的焦距变了，标本也移了位。由于屡遭轰炸，加上抗日救国情绪的高涨，对于湘雅是否迁校，师生们议论纷纷。当时一种人认为必须迁校，代表人物有生物化学科很有名的唐宁康教授，浙江奉化人，是蒋介石的同乡，从协和过来的，原因是怕炸，协和没有遣散，他就来湘雅了。另一种人认为，战争环境下，由于伤病员增多，是外科实习的绝好机会。日本鬼子来时只要在医院楼上挂一面美国国旗，就可保平安。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药理学科权威蒋教授，浙江金华人。当时，药理学科在湘雅很有名望。总之，学校是迁，还是不迁的争论，提到了议事日程上。对此，张院长主持召开了校院董事会，就是否迁校请大家表决。结果，大多数人主张迁。但学校怎么迁，迁往何处，仍是大家争论的问题。有人主张学北大、清华的办法，第一步迁长沙河西，进而向云南昆明，这是紧跟人家走的办法。学校如何留守，任湘雅医院院长的雅礼会成员顾仁坚持医院不肯随校迁移，并将外科几乎所有的教学人员要留下来。这种情况下，学校成立了迁校委员会。这时，身为院长的张孝骞为迁校的选址进行了专门考察。迁校地点，最开始选的地方是昆明，因为西南联大已迁到这里，也是经长沙过去的。到昆明，湘雅的教学虽不受影响，大多数人也倾向于迁昆明，但张院长实地勘察后认为人口较少，病人不多，不适合兴医办学。次选广西。广西方面非常欢迎湘雅在桂林办。但广西开出的条件是，战火后，湘雅的教学设备必须留在桂林，作为广西医学院的发展基础。对此，湘雅医学院不能接受。
在考察了广西、昆明两地后，张院长途经贵州的贵阳。在贵阳，张院长碰到了好朋友沈克非。沈当时是迁到贵阳的中央医院院长，外科专家。沈院长极力主张湘雅迁到贵阳。他说，我这里带来了三支前线医疗队成员，擅长外科，内科相对较弱，而且这里也无太多的外科手术任务，正好支持你们的外科教学。但内科的临床工作也需要你们支持，何况，我想在这里办一所贵阳中央医院，贵州省也非常支持，你们来了可以支持我的内科。此前，从南京迁来的中央医院途经长沙时，已和湘雅建立了较好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湘雅医学院决定西迁贵阳。迁贵阳，湘雅的教学，正好与中央医院在内外科上形成互补。由此看来，决定湘雅医学院迁贵阳的这个问题，张院长是看得较远的，因而搬迁也早。后来上海的中央医学院决定搬迁时，要像湘雅或中央医院一样选得这么好的地方、找到这么好的合作伙伴就非常困难了。因此，在湘雅医学院迁贵阳的这点上，我们应感谢张院长，感谢沈克非院长。抗战时，尽管有任民国政府卫生署署长的颜福庆帮忙，但他曾主持的上海中央医学院也只能迁到重庆的歌乐山续办，只能讲学，无条件实习。
湘雅西迁时，因准备较早，动作较快，所以能够较好地将所有贵重的医疗教学设备、图书资料，非常从容地运往贵阳，这些设备就是湘雅抗战办学的资本。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湘雅迁移时所用的图书及设备包装箱。迁移是包装箱，到目的地时是存放图书设备的专用柜。这批包装箱从长沙迁到了贵阳，又从贵阳迁到了重庆，再从重庆迁回了长沙。学校回长沙后，还有人出钱专买这种包装箱一只放在家里，目的是作三次迁移逃难的纪念品。湘雅到贵阳后，因中央医院的房子要做病房，不能做教室。这时得到了贵阳湖南长沙会馆的大力支持。他们同意无偿拨地让湘雅在石洞坡办学。石洞坡原为贵阳湖南会馆同仁的义山，湘雅到这里办学后，使这块很少有人去的地方慢慢发达了起来，因此定名为湘雅村。至今，湘雅村这个地名还保留在贵阳市的地图中。可是，在长沙的原湘雅路却变成了反帝路，当然现在复了名，这讲起来也是因历史原因造成的笑话。湘雅与当时的贵阳中央医院可谓是精诚合作，图书、仪器设备双方共用，医疗教学，相互支持，员工交叉使用，互不另取报酬。业务上是在互相帮助的条件下展开的，中央医院支援了湘雅的外科教学，湘雅医学院帮助了中央医院的临床内科。
到贵阳后，湘雅医学院为什么要争取国立？
国立是当时国内许多私立高校都做的事，目的就是在抗战困难的条件下，由于物价飞涨，办学经费困难，想通过国立来争取一点办学经费。就办学经费而言，学校未迁前，办学经费来源有三，一是湖南省政府的资助，二是湘雅医院收入的支援，三是雅礼协会的部分援助。而战争环境下，为了生存，湘雅医院自给都难以保证，就没有什么余钱支援学校了。而省政府的资助也是一减再减，如1937年泸沟桥事变前，省政府资助湘雅的经费数已减为总额的7折，是年9月份，又在7折的基础上减了三成。1938年8-9月，学院西迁贵阳后，省政府的资助无法到达学院使用，只能拨给学院后来设在的沅陵与耒阳两所分院用。说起这两所分院的设立也是湖南省政府对湘雅的要求。由于抗战的爆发和学院西迁贵阳，湖南省政府担心日军占领京广沿线后，将湖南分成东西两部，故先是要求湘雅医学院在沅陵设立分院，这是1938年12月的事。当时，省政府也在沅陵设立分署。沅陵分院是由刘泽民教授主持的。1939年1月，湘雅护校也逃难到沅陵分院办学，因而有一定的规模。是年5月，沅陵分院附设传染病医院一所。这年7月，应省政府的要求，湘雅医学院又在耒阳设立了分院。耒阳分院是由外科周云翼，内科李明俊两位老师主持的，规模只有沅陵分院四分之一的大小。珍珠港事件后，美国也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雅礼协会对学院的资助更不能保证。湘雅医学院虽然西迁成功了，但面临办学经费来源困难的窘境，寻求国立是条阻力最小的路。故此，只好像其他高校一样，走国立的道路，挣取一点办学经费，这就是湘雅当时为什么请求国立的原因。最终达成国立的请求是1940年8月的事。据说，此前的1939年8月，张孝骞教授由代理院长升为院长，作为学生，这一消息我是听老师们说的。
到贵阳后，张院长是怎样治院的？
在学院管理上张院长做的第一件大事是前面讲的争取国立，这是为了争取办学经费。接着的第二件事是，张院长亲自择定了湘雅医学院的院训：公勇勤慎、诚爱谦廉。之后到1941年5月，由学院教务处出版组编写的《国立湘雅医学院院刊》创刊号问世，登载了张院长的发刊辞。该刊6月份的第2号，又登载了由第三届校友龙伯坚撰写、唐学咏制谱的国立湘雅医学院院歌及歌词说明，从此，含有院训的院歌在学院上下广为传唱，于是从精神面貌和校园氛围上凝结成了一种同艰共苦，积极向上的局面。这是张院长治院的又一举措。1942年3月，该刊的第一卷第五期刊发了《湖南常德发现鼠疫经过（谭学华来信摘要）》一文，首次向世人揭露了日军在常德发动细菌战的暴行。再有一点就是湘雅医学院国立后，湘雅医院、湘雅护校仍是私立体制，对此，为了做好学院、医院、护校三者之间的关系协调，张院长组建了私立湘雅医事中心，使整个湘雅系统中的三驾马车和两所分院能在目标一致的前提下分途发展。以上就是行政管理方面张院长的一些举措。
在贵阳，张院长做的另一方面的大事就是狠抓业务建设和教学质量。当时湘雅的教学及实验设备仅20套，也就是说，每年只能招20人左右。我二年级学人体解剖时，在长沙时是每四位同学一具尸体标本，到贵阳后，仍坚持了这一标准，这些尸体标本都是从长沙运过去的，有男有女，每年都运过去。可以这么说，在抗战的环境下，就医学教育这一块，论学生实习，湘雅的条件是最好的。当时，沿海内迁的医学院校，由于迁移时间仓卒，路途遥远，教学实验设备的迁移都大打折扣，可以说，医预科，医前期的实验都开不起来，这势必影响办学质量。记得湘雅医学院国立前夕，教育部长陈立夫等一行到贵阳，就湘雅国立一事进行过专门视察。期间，我和卢光舜同学作为学生代表亲耳聆听了视察团成员、教育部顾次长在接见湘雅师生时的讲话。他说，就医学院校搬迁而言，搬迁最早的当属南京的中央医学院，它与华西联合，教学设备还不能与贵阳的湘雅医学院比。在当时，湘雅医学院能国立，除了本身的教学实力外，民国政府卫生署颜福庆署长也出了力，否则是不能成功的。最能够说明湘雅教学实力的还有一个例证，当时，民国政府教育部在贵阳成立了贵阳医学院，是收容全国各地无法搬迁的医学院校而流亡学生的专门机构，院长是协和来的李宗恩，但身为院长的李宗恩都想方设法要儿子借读在湘雅，原因是湘雅仍坚持了抗战前的教学水平，这一功劳要归功于张孝骞。教育部把湘雅收归国有，并没有要湘雅改变教学制度和招生规模。但解放初期，政府即下令湘雅不能一年只招20名学生，一定要招500名。当时孟献国院长说，中央铁定湘雅每年要收足500人，并嘱我把学校的礼堂扩充到2400人的容量。从湘雅的教学传统和实力看来，这完全是不从实际出发的瞎指挥，因为湘雅的教学设备只够招20名学生的规模。要招500人，学院的设备和师资要增加25倍，在当时这是绝对不现实的事。如果说我们可以发挥个人的才能，最多也只是一人当两人用，绝对不可能一人当25人用。湘雅的教学风格严谨。关于这一点，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分析化学实验。一天，我们在做分析化学实验，大教授唐康宁走进实习室看学生实习情况。突然，他发现一个学生做错了，要他赶快再领一个“未知物”从头做起。这位学生如入梦中，实习指导老师也不知为什么，向教授提出疑问说：您为什么一眼就认准学生错了呢？唐教授肯定地回答，“未知物”已被他倒掉了，还有什么可做的，现在漏斗里剩下来的那张滤纸肯定什么也没有了！唯一的挽救办法是再去拿包未知物，照实习指导重来一遍，到了要倒掉漏出液，想清楚，保留好，再按照实习指导做下去，估计他今天的实习仍可以完成，未知物就变成已知物了。大家听了唐教授的讲述，都佩服他思维灵活、准确。这说明一般实习指导老师是做不到的。我们上实验课时，唐教授的风格是先回家休息一下，喝点水，然后又慢慢来实验室看看，发现学生有不清楚的他会解答。他总是微笑着看学生做实验操作。他不管实习指导老师在不在，有时甚至有意避开实习指导老师自己单独看，这就是湘雅老师严谨的教学风格。这是其一。其二，在贵阳，湘雅的医疗质量也是较好的。当时因西安事变受限软禁在贵阳的张学良将军患病时，就医治疗就是在贵阳中央医院进行的。该院对他特别客气，将一间最好的病房腾出，为他开了特别病房，以利警戒。湘雅医学院的人参与了对张将军的住院治疗工作。在教学上，沈克非与张孝骞两位院长都非常重视每周一到两次的临床查房，特别是张院长。每周的疑难会诊，从下面的例子可看出张院长的认真，也可以看出作为院长的他狠抓业务的精神。比如，每个疑难病例查房之后，先由下级医师报告病人的病史及住院情况，然后，张院长必须讲一次话。讲话中他会依病人的症状，假设若干诊断结果，之后再逐一删除，最后作出准确的诊断，这就是行内讲的鉴别诊断。因此，他要求每位医生对任何一位病人都要作出慎重准确的诊断。当时，只要逢张院长每周一次的查房，听讲的不仅是湘雅医学院的师生和中央医院的员工，而且有贵阳其他医疗单位的医师，甚至还有重庆慕名来贵阳就诊的病人。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湘雅能办在贵阳，比昆明好得多。特别是贵阳这个地点选得好，中央医院这位伙伴选得好。当时，湘雅医学院还出钱在贵阳的中央医院内建了宿舍，四、五年级学生住在中央医院内，临床实习非常方便。
讲起大查房，还有一点是令人难忘的。因为湘雅医学院的教学活动一袭过去的老规矩，用英文进行，所以查房也是如此。碰到问题，张院长要同学们回答。答不出时，他就会用一口流利的英语讲给大家听。查房时，张院长带有两名得力助手，一位可以说是他的徒弟，时任教务主任的吴执中老师，二是吴的同学齐镇垣老师，这两位都不是湘雅的毕业生。大多数情况下，查房时先由吴、齐两位老师小结，张院长作最后的总结或补充。讲到临床实习与英文教学，还有点补充。战争环境下，第5-6年级的毕业实习不是做两年，而是每年只做半年，原因是尽快出人才，服务于社会。另外，张院长要学生们多读书，加深英语训练。当时，湘雅的毕业生特别俏，毕业后，即使不做医疗，都能凭一口流利的英语，在社会就业。比如，当时的抗日远征军就全要湘雅的毕业生。他们不但能做医疗，还能搞中英文翻译，所以毕业生俏得很。
另外，还有一个例子，说明张院长对临床查房教学的认真。在贵阳，湘雅医学院与贵阳中央医院相距约5华里，只能步行往返。其时，学院有位叫赖斗岩的老师，年龄偏大，每次往返于湘雅与中央医院之间都感吃力，但只要听说是张院长查房，他必去无疑。后来学院的条件稍好了些，买了辆类似黄包车的人力车，无条件配专职车夫，学院里有位校工兼拉此车。一次在从中央医院回湘雅的半路上，将坐在车上的张院长连人带车都一起翻了，随即张院长从车内爬起来，先是扶起拉车的工人，然后互相拍打完身上的尘土，再将车扶正。工人说：对不起，院长，请您再坐。张院长说，不坐了，以前都是走，我们还是边走边聊天算啦！
重视病理解剖学。我35年秋进湘雅,直到37年才离开长沙。在这段时间里基本上没有听说过病理解剖这回事。当然我还没有学病理学。但是我们共一间房住的高班同学（一位二年级一位三年级的）都没有提到过病理解剖一事。更不了解病理解剖的重要意义。
到了贵阳中央医院不几个月，就听说病理解剖的内容及其重大意义。当然那时我们开始了病理学课程。并且医院有病理解剖，我们必得参加。如下午已定有课程，也得先去中央医院，先参加病理解剖，晚上自修时间，则补上下午的功课。晚九时以后和次晨六七点钟算是补足晚自习时间。
病理解剖进程中，必然有许多新事物发现。这些新事物又会引出些新理念与其他新事物。在这新地方，新环境，新老专家的环境中，时时处处都可以听到新事物，新理念。这样的课堂一切都新奇，从未到过和见过。我们所见的和所听的，随着解剖的进展而增添。我们的头脑只能随听随记而没有分析消化的时间，当然没有记录下来的时间和条件，因为参观者都是一排排的站立着，无记录的条件。
当时在场的内外科总住院医师（外科谢陶瀛和内科潘绍周）是主执人也是主办人。病理科的主任教授等只是邀请来的工作人员。因此，解剖间要求严肃、安静、尊敬捐躯者。
最后经过病理科研究制作，一二周后还要再开一次临床病理讨论会。这才是这次病理解剖的正式总结。这样的经验总结必然有助现代医学的前进，也是现代医学教育必不可少和或缺的重要一步。
还有一件难忘的事。湘雅在贵阳时还收留了一大批沦陷区的借读生，吸引力就是湘雅严格的教学和英语教学。这批借读生中，有后来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黎螯教授。湘雅在贵阳还有一位有功之臣，这就是搞精神和心理医学的凌敏猷。当时凌老师的崽女多，贵阳住不下，只能住在花溪，离湘雅村有七、八公里远，周末才能回家。他一直在张院长身边做下手，任总务处主任。总之，关于国立湘雅医学院在贵阳的办学历程，学生生活的记载，较好的文章，早期的当推孔华宇校友写的《在动荡的生活中渡过这五年》，这篇文章发表在国立湘雅医学院三十四周年纪念的院庆特刊上。晚期的当推劳远琇校友写的《贵阳学习生活散记》，1984年它发表在湖南医学院院史资料第一集湘雅春秋一书上，这两篇文章是基于学生的角度对当时校园生活的实情纪录。
我怎么成为一位耳鼻喉科医师？
在贵阳的时候，大约我刚进入第6学年的实习阶段，在贵州省人民医院实习外科。湘雅医学院发生了一件事。原因是张孝骞虽为院长，但并非正宗的长沙市内人，故而受到湘雅系统内一些自称是长沙本土人士的排挤。湘雅村内建了一些茅草房，有女师生宿舍，教学实验房。忽然有一天晚上，一栋宿舍发生了火灾，幸亏扑救及时，只烧了个房顶。灾后根据现场勘查，发现起火时，湘雅村与外界快速联系的电话线被人剪断了，而那几个自称为长沙本土人士的干部也离开了湘雅村。对此，张院长深感事态严重，要管总务的凌敏猷老师物色专人帮学校做事，以免类似事件的再度发生。凌老师经再三斟酌，看中了我。可我在做毕业实习，一心想成为一位专职的外科医师。这时，张院长亲自找我谈话，要我回来帮学校看守电话，吃住都在电话室。我说，我想成为一名专职外科医生，实习没做完，文凭没拿到，我总得要张毕业证。院长说，实习没做完，没问题，毕业证到时肯定给你发，现在学校正在用人之际，盼你回来为学校工作。至于实习的事，你有时间就跟耳鼻喉科的林筱周教授做，将来专攻耳鼻喉科。这样，我就成了一位专职的耳鼻喉科医师。
战时生活点滴
最近为了回忆往事，也读了些有关文章，文章多是当时学生写的关于大家的生活，特别是食。我可以提两点供参考。
（一）在湘雅村的招待所刚完工时（即略图上的33处），大家验收招待所后，谈到还缺厨师与厨房。归途在“湘雅饭馆”门口，有人介绍我一位长沙来的大师傅，五十岁了。我就顺便问了一句：你能做西餐不？他回答我：可以做点，但此地无工具和配料，但我会做几样合外宾口味的中菜和汤。
我回到期办公室向张院长汇报时，张院长告诉我，下周重庆可能有二位美国人来贵阳参观，可以招待住宿不？答：可以，我还碰上一位老厨师可以做几样菜招待外宾。张院长很高兴说：那么我们可以让外宾在湘雅住两天，不用每餐送去市内用餐了。后来经过两天的实践，方师傅厨艺很好。他还表示，原在学校食堂工作——当主厨。但是他反对我们先天公布菜单的办法。因为他觉得这是形式主义，不切实际。因为1、采购员不懂厨艺；2、第二天早晨菜场不一定有合适的菜买。方的意识是：当日上午采购归来，再按具体情况定出当日中晚菜的菜单最好。方这样说，表示他有此能力。我们表示同意试一周，结果很好。试了三天，就有职工家属来食堂买菜了。方师傅干了一年多，被餐馆聘去了。
（二）在贵阳中央医院内的湘雅宿舍，只能住四五年级两个班和两三位老师管理一切，也有一个小厨房，为四十多人做饭，只请了一个厨师包了。我记得是位姓许的本地青年，每天异想天开，要想做一次鸡吃，但不知是炒好还是燉好？我建议他“扣鸡”最好。他说他不知如何扣；我说：你如愿学我告诉你。他肯定地告诉我：他愿学。我说：有四桌饭，炒鸡燉鸡都难得分配均匀，只有扣鸡好办。他说：我不会扣；我说：你愿做，我就教你如何做。他肯定愿学。我说，你愿意学我就愿教。于是定下来，明天做扣鸡吃。四桌做四碗。明天你去市场买只四斤左右的活鸡回来，先杀了，取出内脏。鸡洗洁后用大锅煮沸，不能煮烂，请人教你扣成四碗，同时将板栗去壳皮，放在鸡汤内煮熟。沥干备用。午餐后将鸡与板栗送到我家中，让我妈教你如何扣成四碗鸡，再回来蒸烂即可。小许又部：鸡杂如何处理；我说老师吃炒鸡杂不是很好吗？
（三）学校正式住上了湘雅村的校舍时，政府对师生都有粮食补助。但贵阳不是生产粮食的大省。贵阳更无大粮店，学校去运粮的地方就是一般大户人家样的房屋中间的堂屋地上铺木板，木板放大油布，就成了粮仓。到了霉雨季节，米发霉了，我们也只好吃霉米。到了四五月我们基本上是天天吃霉米，学院吃霉米，湘雅村也就霉气冲天。后来我亲自去了解研究后，改由辗米厂直接加工，但要出辗米的加工费。这样我们就与霉米断了关系。
（四）上面讲的是“吃”，本节谈点“穿”。不过不是学生的穿而是老师们的穿。约在40年春天，不知什么关系湘雅得到一批罗斯福布的救济。这布的特点是结实耐穿厚实。每位职员有一套（工友学生无）。当时我是学生，我也没有。我也不知有这事。但是我又从何而知之呢？因为在40年初夏，凌敏猷教授兼总务主任要出差回长沙一次，因为是运送两车罗斯福布料又要我协同押运。我是这样知道的。当然长沙教师职员用不了这些布。主要是包括了沅陵护校、医院和耒阳医院的也包括在内。五一节贵阳学院开会时所有教师都穿上罗斯福布新衣过节，这是抗战时间少有的景观。
从贵阳到重庆押运，我是用命换回来的。
由于日本人的侵略搞到了贵州的独山，湘雅村和中央医院也被日军轰炸过，有人被炸死，房屋也有损失。这时湘雅医学院决定从贵阳迁往重庆。就迁重庆这件事而言，当时政府的教育部是不同意的。做得最过为的是，湘雅迁到重庆后，政府拨给湘雅员工的工资，头两个月还是只往贵阳拨，要湘雅人从重庆到贵阳取。后来幸亏湘雅和湖南籍在政府部门任职人士的帮忙，才改变了这一做法。
湘雅医学院从贵阳迁重庆，分这么几种走法：一是用车搬运教学仪器、设备、图书到重庆，极少有人随车前往；二是拉板车驮行李，步行往重庆；三是用奶牛驮行李，步行到重庆。我是作为跟车押运员往重庆的。后来我才知道，这些运送学校物资的车辆全部是戴笠的，车上藏有贩运的鸦片。从贵阳到重庆，几乎全都是山路，峭壁悬崖上，弯多坡陡，很容易发生车祸，要是我坐的车翻了，死了，查都无人敢做，这是其一。其二，我坐的这辆车抛锚在镇远的一大山顶上，前不接村，后不着店，好不容易拦了辆过路的邮车，可邮车上堆满了货物，驾驶室又无空位，我只好站在车门外，在瑟瑟的寒风中急行了30余里，到了镇远，找来车，随车回来再运物资。说到我校迁重庆时押运物资一节，至今我仍心有余悸。
到重庆后，湘雅医学院为什么能立足？
学校到重庆后，得知管重庆兵工署的叫俞大维，俞是张院长同学邓永振的同学。借着这层关系，兵工署借了几间小仓库让湘雅存放物资。后来学校又在杨公桥盖了几间临时校舍，使学校又办了起来。至于临床教学，则在几里路远的重庆高滩岩的中央医院等单位进行，原因是中央医院组建时，湘雅医学院帮了很大的忙，因而能为湘雅的学生提供临床教学的场地。
抗战胜利后湘雅医学院从重庆回长沙。
在重庆时，由于战争的破坏，物资匮乏，学校有辆用汽油的车，张院长多次提议将此车改用酒精作燃料。然而，当时学校有位美籍外科教师裴文坦，他可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搞到汽油，这一时期，学校还得到一笔钱，从印度买回两架飞机，目的是用于长沙湘雅医院的医疗救护。可裴文坦在架机到长沙几次，勘察完湘雅校园被焚毁后的惨状后，大约是1945年11月，他最后一次由重庆飞长沙，因气候条件受限，在贵州黄坪县境内撞山，机毁人亡，时年33岁。裴文坦很能干，既能为学校要来汽油，也能开车、驾机，可惜死得太早。他死后是卢光琇的堂兄卢光舜等人受命到黄坪收的尸。12月20日在重庆杨公桥的全体师生举行大会，沉痛悼念为湘雅抗战复员的功臣裴文坦。再后来就是1946年5月左右，学校开始由重庆杨公桥往长沙迁。曾因抗战疏散到重庆、沅陵、安化等各路人员，先后重回长沙，于11月初正式全面复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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